有關二次大戰納粹集中營的電影，拍過不少，要幾悲慘有幾悲慘，舉個例子，2016年贏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《天堂無門》（Son of Saul），幾乎像帶領觀眾親身經歷一次集中營的實況。有些電影，再好看，一生人也只能看一次，《天堂無門》肯定是我的其中一齣選擇。

最新一齣《波斯密語》（Persian Lessons），電影曾經作為白羅斯代表，導演是烏克蘭人，扮演猶太裔男主角的，是阿根廷人，如果拿來跟一般集中營電影相比，《波斯密語》的調子是相對輕鬆。不等於沒有殺傷力，笑中有淚，往往比大巴大巴摑在塊面，更加讓人痛楚。

電影一開場，一班猶太人被押上囚車，其中一個，拿出偷出來的初版波斯名著，跟另外一個換取半份三文治。身於亂世，任你本名著有幾值錢，也不及食物實際。住過竹篙灣的，肯定身同感受。誰不知，去到集中營，因為手持一本波斯文的書藉，居然可以假裝波斯人，碰巧軍官非常渴望學到波斯語，於是把假波斯人當成語文老師，即使殺清光全個集中營，也願意冒險把老師救走。

重點，是假波斯人硬生生自創一套語言，死記難記才瞞天過海？我覺得重點是為何一個德國軍官無厘頭想學波斯話？你說香港警察會不會不學普通話轉學伊朗話？去揼骨也不需要跟伊朗人溝通呀！原來，德國軍官本身是個廚師，因為貪威風貪富貴加入納粹黨，跟細佬反目。細佬為避難，輾輾轉轉去到伊朗生活，軍官打算戰爭一過，也去伊朗開餐廳，於是，先學好波斯話。這齣《波斯密語》，如果換了在十多二十年前拍攝，大概會拍到獄卒與囚犯之間產生微妙感情，甚至惺惺相惜互相欣賞，到身份不同帶來的衝突越來越明顯，越來越多矛盾，如何彰顯友誼，便好看。沒有。《波斯密語》的主僕關係，拍得相當克制相當抽離相當點到即止。你想看那些虛偽的煽情效果，不好意思，沒有。

或者，針對大奸大惡的劊子手們，已經再沒有意思。你再把希特拉拿出來鞭屍一千次，也只不過是純粹發洩，沒有太大意義。現在，大家更加關心的，是平庸之惡。電影中的德國軍官，只不過負責管理廚房，未打過仗，未殺過人，甚至可以心安理得地認為自己雙手不沾血腥，即使眼前一車一車囚犯會被送死。「係呀，你無殺過人，你只不過煮飯餵飽班殺人兇手啫！」假波斯人曾經這樣埋怨過。很多人拿《波斯密語》跟《被消失的公義》（The Collini Case），在戰爭的非常時期，就算犯下罪行，是否應該以非常態度去原諒至少放生？我反而想起《惡與他們的距離》（There Is No Evil）的第三個單元。伊朗軍人殺了死囚，本來無動於衷，開開心心找女朋友，直到知道死者是女朋友一家的世交，有名有姓，才崩潰。這大概是人性，像《波斯密語》的德國軍官，跟猶太囚犯沒有任何交流的話，面對眼前罪惡，他不是不知道是罪惡，只是他總有理由說服自己助紂為虐：我唔做都有其他人做啦，我唔做咁我自己點生活呀⋯⋯直到，需要處理的，是朋友是親人是知道對方名字的一個個體，良心才有可能浮現。如果，他還有良心的話。也不代表彌補得到之前犯下的罪行。

電影結局，德軍面臨敗退。較年輕的軍人，被洗腦洗到傻了，還在守護軍紀，向長官篤灰有人叛逃。長官無可奈何，關門，連回應也嫌戇居。有權有勢有武器在手，軍紀有用，一旦打敗仗，軍紀便變成廢物，不會因為一句需要服從上司命令便能夠把血債洗得乾乾淨淨。套用到今日，仍然有效。強調一句：我是說緬甸。